AG百家乐官网（www.agvip88.vip）:参考封面|英国房价面临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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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自2009年以来，每年英国房价都创下新纪录。但今年情况不同了。支撑房价居高不下的力量突然收回，这股力量就是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使得借贷成本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现在全球最大评级机构之一标普全球评级公司警告说，英国房价将持续“缓慢、逐步下降”。尽管房价暴跌可能带来新危险，但这是市场的必要回调。如果政界愿意，即将出现的楼市暴跌或许能转化为机遇，可以利用不可避免的市场回调让房价和租金回归理性，终结掩盖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投机行为，弥合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深层差距。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2月3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壕里，俄乌冲突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暂停了好几个月。但随着冬季推进，这一局面即将发生变化。最初的行动之后是一段消耗期，现在战争似乎要进入第三阶段。在前线的多个地区，军事行动都日渐频繁。外界推断或迟或早，其中一方会试图打破僵局。本期封面报道的重头文章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谁会打响第一枪、在哪里打响？文章说，这很可能是“组合使用武器夺取决定性优势的全面战斗……自二战以来欧洲从未目睹过类似战斗”。

英国《卫报周刊》2月3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过去两年，美国国会通过三项法案，总规模为2万亿美元，试图重塑美国经济。其主导思想是，借助政府行动，美国能同时实现再工业化、强化国家安全、振兴落后地区、提振蓝领工人士气并大幅减少碳排放。这是几十年来美国最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拜登在进行一场划时代的政治豪赌。上述每项关切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但从政策角度来说，这些目标有时相互矛盾。这种保护主义行为会激怒盟友，而政府补贴也会带来低效问题。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月4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2月13日刊登题为《从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到泰尔·尼科尔斯遭遇暴力执法，美国人的生活仍由种姓制度界定》的文章，作者是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的国家如何走到这个破裂和愤怒的时刻？群体性枪击事件甚至瞄准课堂上的孩童，警方杀害像泰尔·尼科尔斯这样手无寸铁的有色人种公民，这些又如何成为我们时代的主题？

在这个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作为立国之本、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政客们是如何禁止书籍的？美国富甲天下、技术先进，却如何因新冠疫情死亡100多万人，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成为全球之最？叛乱分子如何能攻入美国民主的堡垒，企图推翻总统选举结果？我们又如何在美国国会大厦内当真看到一面邦联旗，也就是说，与当年的罗伯特·李本人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暴徒把邦联旗插到了更远的地方？

可悲的是，近年来发生的上述事件证实了以下观察：维护种姓制度的意愿会促使一些人践踏民主本身，就像我们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的那样；强大的势力会寻求收回那些边缘化、不那么强大群体的权利，就像我们在最近最高法院裁决中看到的那样；这些事态变化都是我们历史未能调和的自然后果。

美国《时代》周刊2月13日一期封面

人为分化社会阶层

种姓制度本质上是对人类价值人为且任意地排序，是社会分化的底层基础。在种姓制度中，任何数量的随机衡量标准都能用来划分群体并为之排序，这些衡量标准包括民族、血统、宗教和语言。就美国而言，早期殖民者选定的是原本中立的体貌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现在我们眼中的种族，而种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相对较新的概念。早期殖民者利用种族来确定谁被奴役、谁是自由身，谁拥有权利、谁一无所有，他们还为各个群体在等级制度中指定了代代相传的身份，而这一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至今的漫长岁月里，欧洲后裔，那些看起来像早期殖民者的人从来都是多数派，也是主导种姓。如果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口结构经过调整，表现为全国闻所未闻的分布方式，那会发生什么？人口普查预测，2042年或2045年将成为人口剧变的节点，仅仅是想到人口结构重新调整，又会发生什么？

取代理论的话语已经进入主流，这一理论认为，左翼运动将移民和有色人种并入白人多数派，导致白人灭绝。于是强大的势力采取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巩固历史上多数派的人数和最高地位。

因此，由于种姓制度受到威胁，我们目睹了一小群不断缩减但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人孤注一掷地将意志强加于全国其他群体，执着地在最私密领域控制人口数量，包括禁止堕胎、否定个人在如何建立家庭以及何时建立家庭方面拥有自主权；限制来自边境以南的移民；以及限制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权利，限制他们的权利相当于拒不承认那些在外界看来不那么有可能生育孩子的组合，禁止人们做自己、禁止他们爱想爱的人。对于这些行动，要作何解释呢？

禁止堕胎看似为黑人和棕色人种生育人数不成比例地增长敞开大门，但纵观我们的历史，种姓制度已经证明，当它受到威胁时，可以通过变异来自我维持。除了限制移民来控制拉美裔的总体人数外，部分拉美裔作为仅次于白人的中间种姓，已经获得保守派精英的示好，可以想见他们可能像前几代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一样被纳入白人族群，充实主导种姓的势力。即使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失败，种姓制度还可以诉诸暴力，打击居于中间和从属位置的种姓，就像亚特兰大的亚裔女性、纽约州布法罗的黑人购物者以及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拉美裔遭枪击那样。布法罗枪手宣称，他的动机是防止“灭绝白人”。

黑人生育遭受不公

种姓制度已对从属种姓的增长造成结构性限制。在受到非暴力犯罪指控时，主导种姓往往获得较轻的判决，黑人却遭到大规模监禁，这使得多得不成比例的黑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生育群体。黑人出了学校进监狱、对黑人在校生更严厉的惩罚，以及警察针对黑人大概率的暴力执法，继续威胁从属种姓的人口数量。

针对医疗体系的多项研究记录显示，或许最直接、最普遍的偏见阻碍许多从属种姓的孕妇得到所需的治疗，她们的人性和症状常常遭到无视。这会危及黑人母亲和孩子的生命。

在美国，从属种姓的妈妈和婴儿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有可能死于分娩并发症。黑人母亲的死亡率是白人母亲的3倍，而且从种姓角度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接受大学教育黑人母亲的死亡率是接受大学教育白人母亲死亡率的5倍。这种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接受大学教育的从属种姓母亲比没有中学毕业的主导种姓母亲更有可能死于分娩。

这种不平等也延续到新生儿身上。2018年美国杜克大学一份研究报告的作者说，黑人婴儿死亡率是白人婴儿死亡率的2倍，“拥有博士学位和专业学位的黑人女性比没有中学毕业的白人女性婴儿死亡率更高”。报告还说：“黑人与白人婴儿死亡率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教育水平，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差异最大。此外，拥有博士学位或专业学位的黑人女性婴儿死亡率最高。”

这些有违直觉的结果反映出长期的怨恨和无意识的偏见，反映出那些不甘按照外界预期、待在种姓制度底部的人面临的压力，也反映出那些细胞末端端粒危险缩短的人身体所遭受的伤害，这些人凭借自己的雄心和成就，发现自己在不断与种姓的界限较量。所有这些因素在种姓的支撑下，使得黑人的生育受到结构性攻击。

美式民主岌岌可危

种姓是我们恐惧和不满背后的无形之手，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渺小。它让邻居相互敌对，让受到煽动去监视种姓制度瞄准目标的普通人成为间谍。

今年1月在孟菲斯，泰尔·尼科尔斯被5名警察殴打致死。这些警察和尼科尔斯一样，都是黑人。这起悲剧事件提醒我们，种姓制度不是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而是执行等级制度，是针对从属种姓的致命非人化，使得任何群体，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群体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向他们施以几乎任何暴行，以便维护种姓制度，维持自己在这一制度中的位置，而不管自己的位置有多边缘化。正因如此，仅用“种族主义”这个词有时似乎无法完整描述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现在的问题一如既往：我们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愿意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些什么？答案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以最不堪的方式“领先”世界：不仅记录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确诊病例也是世界之最，比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印度多出数百万。和美国数字相当的，不是其他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

美国和印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一个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另一个被认为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为一个国家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种姓制度，另一个国家的种姓制度没那么容易识别出来。种姓制度依靠纷争和不平等来维系自身。在种姓制度的操纵下，人们认定自己和另一些人的福祉毫无关系，因为人们被告知，那些人次于自己，对他们不屑一顾。这会让整个社会变得不那么宽宏大量，在不同群体间内置了一种“我们”与“他们”的距离。因为种姓制度，我们更容易反目成仇；因为种姓，我们彼此保护不够；因为种姓，再加上社会中的其他崩坏，我们的民主岌岌可危。

参考消息网2月14日报道 《今日印度》周刊最新一轮“国民情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印度尚未完全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仍面临严峻经济问题，但莫迪依然是当前以及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自2021年8月以来，他的个人支持率不仅韧性十足，甚至还稳步提高。

对于执政水平的终极考验是国民生活得到怎样的关照。在这个问题上莫迪政府的任务并不轻松。但“国民情绪”调查数据显示，民众相信莫迪带领的全国民主联盟最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今日印度》周刊2月6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2月12日报道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报道，一个国际密码破译团队发现并破译了苏格兰女王玛丽用密码书写的一批失传已久的信件，而这些信件导致玛丽在436年前（即1587年2月8日）被斩首。

玛丽·斯图亚特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她在被伊丽莎白一世囚禁的近20年期间写下这些信件。

在天主教徒眼中，玛丽是英格兰真正的君主。她被她的表妹伊丽莎白一世——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信奉新教——囚禁了19年，因为后者担心玛丽威胁到她的王位。在被囚禁期间，玛丽用密码给盟友和同伙写信，试图获得自由并成为女王。

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现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它们被伊丽莎白一世的秘密特工截获并破译。这些信件被当成玛丽阴谋夺位的证据，导致其被处死。

其他一些信件被认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法国计算机学家和密码学家乔治·拉斯里、德国钢琴家和音乐教授诺贝特·比尔曼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专利专家友清哲（音）组成的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在线档案中发现了它们。

上述三人利用计算机算法破解了约30%的密码。然后，他们不得不采用人工破译的方法来理解其余内容，其中包括一系列代表某些单词的符号。

拉斯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说：“这就像解开一个非常大的字谜游戏。大部分精力花在誊抄加密信件（总共有15万个字符）和破译这些密码上——5万字，够写上一本书了。”

大部分失传的信件是写给法国驻英格兰大使米歇尔·德卡斯泰尔诺的，后者是玛丽的支持者。玛丽在信中提到了囚禁条件，抱怨她糟糕的健康状况以及她和伊丽莎白一世就释放她进行的谈判。她认为伊丽莎白并不真的想释放她。

拉斯里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只提供了对这些信件的初步释义和总结。历史学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玛丽被囚禁的那段岁月。”

这项研究发表在同行评审期刊《密码学》杂志上。论文详细介绍了这些信件是如何被发现的，以及研究团队在破译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密码专家说，玛丽书写的信件可能还有一部分尚未被发现。（编译/杨雪蕾）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据巴基斯坦媒体5日报道，现年79岁的前总统穆沙拉夫因长期患病在迪拜的医院去世。英国《卫报》网站报道称，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在所有形形色色的领导人当中，没有谁比在1999年10月的不流血政变中夺权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引发更多的国内外意见分歧。

以下为《卫报》网站文章《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讣告》的报道内容：

军政生涯毁誉参半

穆沙拉夫毁誉参半。他留下的遗产肯定会加剧巴基斯坦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困扰该国的不确定性。对他的许多批评者来说，这位将军是该国一连串冷酷军事统治者的典型代表，他们安抚伊斯兰武装分子，压制反对军事统治的世俗政党的野心。

在其他人看来，他是有远见之人，为巴基斯坦带来了最大的希望，按照他的说法，让巴基斯坦重新成为“开明温和”的灯塔以及满足现代化要求的穆斯林国家的典范。

然而，穆沙拉夫在本国以外的地方赢得了最大赞誉。在美国，他被称赞为乔治·W·布什总统“最好的朋友”，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布什政府，穆沙拉夫才得以重新成为受人尊敬的四星将军，一举帮助巴基斯坦跃升为“反恐战争”关键的“前线”国家。

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出了名难以驾驭的国家的务实而精明的统治者。

他还以熟谙双面政治著称，这使他得以平安渡过巴基斯坦多舛历史上一个最引人关注的时期。

“9·11”事件后，穆沙拉夫以巴基斯坦的温和面孔亮相。而在那之前，他最出名的是对印度的敌对态度，以及策划巴基斯坦1999年5月在卡吉尔的灾难性军事冒险行动，此次行动把这两个拥核对手推向危险对抗的边缘。后来，他因2006年大胆尝试与印度就克什米尔问题达成和解而赢得赞誉。

“你不会招惹的硬汉”

穆沙拉夫对印度的压倒性关注既基于他的个人背景，也基于军事考量。穆沙拉夫出生在德里的一个中下层家庭，母亲泽林是打字员和教师，父亲赛义德·穆沙拉夫·乌丁后来在巴基斯坦外交部担任中层官员。他回忆说，他最早的记忆是1947年独立后，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印度次大陆分治后被杀害或流离失所。

事实证明，他的家人移居卡拉奇是个艰难的过渡。穆沙拉夫一家讲乌尔都语，很清楚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只有不到10%的巴基斯坦人把乌尔都语作为母语）。他在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以及对印度的反对态度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特性（如同其他许多移民一样，他们被称为穆哈吉尔人）。

幸运的是，穆沙拉夫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开明父母为他提供了放宽眼界的可能性。他的父母1949年在巴基斯坦驻安卡拉大使馆任职。据说年轻的穆沙拉夫在那里掌握了土耳其语，同时开始赞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提出的与世俗倾向合一的穆斯林身份特性的构想。

七年后，他和全家回到巴基斯坦。1961年，尽管穆沙拉夫的学习成绩中等，但先后在卡拉奇的圣帕特里克罗马天主教学校和拉合尔的福尔曼基督教学院学习，后来又获得了在精英的卡库尔巴基斯坦军事学院就读的名额。不久后，在1965年，他作为军官参加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

在前线经历的激励下，他第二年加入了陆军首屈一指的突击队（即特勤团），从而形成了一种持久的自我形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你不会招惹的硬汉”。平步青云的军旅生涯满足了他的这种自信以及对冒险和西式牛仔靴的爱好。

务实精明的政治强人

穆沙拉夫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再次参加战斗，1995年擢升为陆军精锐的突击队的指挥官，然后于1998年成为陆军参谋长。任命他的是纳瓦兹·谢里夫总理，而穆沙拉夫于次年在戏剧性的情况下将纳瓦兹·谢里夫赶下了台。

这种情况缘于谢里夫欠考虑地拒绝穆沙拉夫的飞机在卡拉奇降落，从而试图解除其职务。谢里夫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挫败穆沙拉夫策划的政变。这种说法缺乏证据，但毫无疑问，自从卡吉尔的冒险行动失败以来，两人之间的分歧扩大，谢里夫认为穆沙拉夫要对此负责。

然而，穆沙拉夫非但没有前往其他地方避险，反而集结军队、确保安全降落并且夺取了权力。穆沙拉夫比大多数人更了解政治的本质。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9·11”事件后，他决定放弃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对塔利班的支持态度。2004年，他再次体现了这一点，大张旗鼓地努力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恢复友好关系。这两个决定都表明了他在收买人心的同时顺应国际压力的天赋，但也显示了为这些逆转索取高价的坚定决心，确保巴基斯坦成为国际（尤其是美国）援助的受益者之一。

穆沙拉夫说，自“9·11”事件以来，巴基斯坦“获得了巨额赏金”，证据是从2001年9月到2008年，巴基斯坦获得了近100亿美元的美国援助，其中大部分援助给了军方。

盟友抛弃流亡海外

穆沙拉夫大谈自己的自由派资历。然而，此类说法并不能化解他同时担任总统和陆军参谋长这双重职务存在的矛盾。尽管他2002年试图通过全民公决使自己的总统职位正式化，并且在2004年赢得了一个选举过程存疑的议会的支持，但他决定保留陆军参谋长一职的决定招致各个政治派别的批评。

但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威胁来自对他与美国结盟感到愤怒的伊斯兰好战组织。他们多次试图暗杀他，并且成功地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发起了对他治下政府的暴力抵抗活动。他们最后一次试图把他赶下台是在2007年。

尽管穆沙拉夫摆脱了这些威胁，但他的政治支持迅速减少。自由派曾经支持他，认为他是该国对抗悄然抬头的塔利班的最佳人选，如今却对他试图解除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做法感到愤怒，大举抛弃了他。这位首席大法官曾挺身而出对抗他的权威，大法官遭到解职引发了律师们的抗议活动以及他们在2007年的“长征”。

更不妙的是，有迹象表明，如果穆沙拉夫没有展现出控制塔利班和加紧追剿“基地”组织的更大决心，美国就不愿再保障他的生命。正是因为这些事态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所以迫使穆沙拉夫最终同意在2007年与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贝娜齐尔·布托会谈。但事实证明为时过晚。

布托当年12月遭暗杀，加速了穆沙拉夫的政治覆灭。次年举行的大选使布托的人民党重新掌权，导致穆沙拉夫最终在2008年8月下台。穆沙拉夫失去了高级职务的保护，面临从严重叛国罪到密谋暗杀布托等一系列法庭指控，他逃往国外，长期流亡伦敦和迪拜。

回归失败再次流亡

这一时期，穆沙拉夫得到了丰厚报酬，据说演讲收费超过20万美元。

穆沙拉夫在2013年重返巴基斯坦，重启政治生涯并且竞选总统。但是，在对他的到来反应冷淡的同时，对他的诉讼程序重新启动，他被禁止参选和离开这个国家。

三年后，穆沙拉夫再次展示了军队的力量，以需要接受背部手术为借口，获准逃离巴基斯坦。

穆沙拉夫2016年再次流亡迪拜，被宣布为逃犯。据说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因为一种罕见疾病损害了他的神经系统，但批评者指责他捏造了“危及生命的”疾病，以避免出庭面对严重叛国罪指控——2019年12月，他因此被缺席判处死刑。拉合尔高等法院在次月宣布这一判决无效。

他去世时，军方和政治机构立即表示哀悼，并且批准将他的遗体空运到巴基斯坦安葬。

外交政策获得赞誉

据路透社报道，穆沙拉夫在1999年通过不流血的政变夺取政权后统治了巴基斯坦近十年，他见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试图在这个穆斯林国家引入社会自由价值观。

在执政初期，穆沙拉夫的改革努力赢得了国际赞誉，他推动立法保护妇女权利，并首次允许私人新闻频道运营。

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他对雪茄和进口威士忌的嗜好以及呼吁穆斯林采取“开明温和”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他在西方的吸引力。

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穆沙拉夫试图使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2002年的一次地区峰会上，也就是在对印度发动军事行动不到三年后，穆沙拉夫在演讲结束后，突然走向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与之握手并提出要和谈，此举震惊了世界。

分析人士说，克什米尔问题——这仍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最激烈的争论点——在穆沙拉夫时代曾几近解决。但和平进程在他统治结束后不久就遭破坏。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穆沙拉夫统治期间，外国投资蓬勃发展，巴基斯坦的年经济增长率高达7.5%——这仍然是近30年里的最高水平。

参考消息网2月11日报道 综合新加坡8视界新闻网站、台湾《今周刊》、台湾中时新闻网等报道，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2月5日圆寂，享耆寿97岁。

星云出家80多年，弘扬佛法、建寺办学，40岁在高雄开创佛光山，一生致力于将佛教文化推广至世界各国，影响力举足轻重，为台湾佛教重要领袖人物。

星云大师曾指出，人生只有短暂数十年，因此要把它扩展到极致，为社会、人间作贡献，从精神意义上到达“人生300岁”，这也成了他一生都在信守的承诺。

他认为，假如一个人能活到80岁，扣除前面求学准备的20年，等于有60年可以付出，如能发挥高效率一人做五个人的事情，60年下来，等于就在精神意义上到达人生300岁。

倾尽全力支持教育

释星云于1927年8月19日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俗名李国深，童年即出家，法名今觉，法号悟彻，自号星云，笔名赵无任，是汉传佛教比丘及学者，为临济宗第48代传人，1949年初迁居台湾。

他是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的创办人、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荣誉会长，曾主编《人生》月刊、《今日佛教》和《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提倡“人间佛教”。

1985年卸下佛光山宗长一职，之后1992年创办国际佛光会，国际佛光会于2003年起被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列为正式成员。

1949年星云大师到台湾后，感于台湾佛教教育积弱不振，决定仿照大陆名山古刹的规制，创建一座丛林道场，同时为培育僧伽人才，1965年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

寿山佛学院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场地不敷使用，星云大师于1967年在高雄开山奠基，定名“佛光山”，并将寿山佛学院迁回。

出身穷苦家庭的星云大师深刻体会教育的重要性，1956年在宜兰创立佛教第一间幼儿园“慈爱幼儿园”，至今佛光山于全世界建立16所佛学院，并在四个国家创立五所大学，还有多所中小学，为海内外打造完整教育体系。

星云大师生前勤勉，“无一时懈怠”是诸多弟子对星云的印象，星云生前每天口述写书，记忆力超群，对近代佛教史如数家珍，并勤练一笔字，靠着卖“一笔字”墨宝筹款建佛馆。

2008年，星云大师成立“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鼓励杰出、具创意、有爱心的教师。2012年6月成立“星云教育奖”，发掘人师典范，弘扬师道。

疾病当友看淡生死

1967年佛光山开山后，他即确诊糖尿病，但他曾说过要把疾病当朋友，“疾病来临的时候，你不必太畏惧它，可以把它当作朋友，互相尊重，互相体贴，互相照顾，疾病和身体也会共存共荣的”。

星云大师晚年外出行动几乎都靠轮椅代步，甚至双眼都看不清，但星云的意志力坚定，他曾告诉医疗团队说“出家人不怕死”。

看淡生死的星云大师“本想活到80岁就好”，并在85岁就预立遗嘱，并将之命为“真诚的告白”，他自认空无一物，属于佛光山的资产他都不要，连书写的稿费也全捐。

对于人生的最后，星云大师说“我没有舍利子”，要求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只要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时时奉行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一生期盼两岸和平

星云大师生前一直致力推动两岸交流。他曾接受传媒采访时说：“我一以贯之的心愿就是两岸和平。我想对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对于两岸关系，星云曾言，自己反对“台独”，正因生逢乱世，对生灵涂炭的痛苦心有戚戚焉，所以他主张两岸和平，因为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星云指出，他一生爱中国、爱台湾、爱中华文化，希望台湾本土派的人士，不要过于歧视外省人；他表示，“难道大家的祖宗先辈不是渡海来台的中国人吗？‘两岸一家亲’，难道能否认这种同根同源的事实吗？”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今忆及十多年前与星云素斋谈禅的过往，当时星云提到两岸只要有“爱”即能和平，这句话让他始终铭记在心。

在两岸和平上，他谨记星云“慈悲与爱没有敌人、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互换立场，大家互相尊重、包容、谅解，向前看、不看过去，一同从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为中华的未来努力”的勉励，更铭记星云所述：两岸同根同源，要“和解”是全华人的希望，两岸只要一个“爱”字，即能和平。

2014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率团访陆，星云也在访问团队中。星云曾在大陆表示，“中国梦”带给中国更伟大、富强的发展，令人激赏。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刊发题为《所以你想买一个大使职位吗？》的文章，作者是罗比·格雷默。全文摘编如下：

你想当美国大使吗？一般来说，有两个途径可以做到。

一是从事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工作，获得很多很多与外交事务相关的经验；二是有钱，很多很多钱。

竞选总统实在耗资巨大，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需要庞大的筹款机器，来为越来越昂贵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现代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即总统把好的大使职位委派给财力雄厚的竞选活动捐款人，这些人为胜出的总统候选人直接捐款或帮助筹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

历届美国政府辩称，这些捐款人大使具备必要的技能和经验。

批评这种做法的人士（包括前高级职业外交官）认为，这是一种“腐败”。

美国总统拜登延续了指定超级政治捐款人出任大使的趋势。

但是，向竞选活动金主提供大使职位的做法在其他西方国家闻所未闻，在美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因为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作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捐款者得到驻西欧、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大使的美差，而职业外交官则常常被派往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或中亚等“不太好”的地方当大使。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关注每位大使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直接向民主党人或拜登竞选团队捐款的已确认金额。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美国政治体系中竞选捐款错综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很难评估某个人到底捐了多少钱。

与所有美国政府一样，拜登政府坚称它不“卖”大使职位，而是让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驻外职务。

被拜登挑选担任大使的有近24人恰好为民主党的事业筹集或捐赠了很多钱。如果你想给拜登时代的一个大使职位打上价码，请来看一下行情。

根据新闻报道和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竞选活动捐款数据，拜登政府的驻瑞士大使斯科特·米勒和他的伴侣在2020年向帮助拜登当选的基金会捐赠了36.5万美元，米勒本人则在2017年至2020年间直接向民主党人和拜登的竞选团队捐赠了5.42万美元。

不过，自2010年以来，米勒和他的伴侣总共向民主党候选人和民主党的事业捐款约360万美元。米勒曾担任设在丹佛的瑞银财富管理公司副总裁。他和他的伴侣蒂姆·吉尔也是性少数群体权益活动人士和慈善家。2016年，他们捐出大约110万美元，帮助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参选。2021年12月，米勒被确认为拜登政府的驻瑞士大使。白宫发言人说，米勒“在促进性少数群体权益和慈善方面的职业生涯”是他被提名为大使的一个因素。

拜登任命民主党的长期金主、前美国驻法国大使简·哈特利担任美国驻英国大使。根据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数据，哈特利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向民主党人捐款64.578万美元，并在同一时期专门向拜登捐款1.12万美元。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哈特利向整个民主党捐赠或捆绑捐赠了多少钱。据报道，哈特利在2007年至2012年间为奥巴马的竞选活动筹集了约220万美元，拜登在这一期间担任副总统。

戴维·科恩是康卡斯特公司前高管、说客，费城政治和慈善圈的常客。根据来自“公开的秘密”网站的数据，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他向民主党人和拜登捐款51.4378万美元。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最低限度，并非天花板，因为科恩被列入拜登2020年竞选活动前800位捐款者名单，这些捐款者是为拜登的总统竞选活动帮助筹集至少10万美元的个人。目前还不清楚他还为拜登捆绑捐赠了多少钱。

梅格·惠特曼是前企业高管，曾被评为世界上100位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她目前担任拜登政府驻肯尼亚大使。肯尼亚被认为是非洲经济上最强大、外交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惠特曼是亿贝公司和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曾是共和党捐款人，并在2010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但她在拒绝承认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之后，转而支持民主党人。2020年，惠特曼向名为“拜登胜利基金会”的联合筹款委员会捐款50万美元。另外，她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直接向民主党人和拜登捐款41.7599万美元。

拜登挑选达拉斯著名律师马克·斯坦利担任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据《达拉斯晨报》报道，斯坦利和他的妻子在过去20年里向民主党的事业捐赠了至少150万美元。他还通过筹款活动和竞选活动捆绑捐款的方式，为拜登和其他民主党候选人充当重要的政治筹款人。斯坦利还领导了拜登2020年竞选团队的一个分支，帮助组织律师为拜登的竞选活动捐赠法律服务。在2017年至2020年竞选周期，斯坦利向民主党直接捐款14.863万美元。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刊发题为《华盛顿错综复杂的涉密文件分级管理系统是什么样子的，竟让特朗普、拜登和彭斯纷纷吃瘪？》的文章，作者是古斯塔沃·谢拉。全文摘编如下：

这一切始于司法系统对特朗普启动诉讼程序，后者一年来拒绝交出涉密文件。他把文件藏在他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他的律师最终交出了15个箱子，但保留了数量不详的文件，特朗普认为它们属于“私人财产”。

拜登总统不遗余力地批评他的前任，但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家中被发现多份涉密文件。几天后，第二次搜查又发现了一批密件。前副总统彭斯出面批评现任总统，直到他家里也被发现一批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密件。他们三人正在接受调查。拜登和彭斯与特朗普的区别在于，前两者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后者则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归他所有。

现在，他们三人被困在一个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后果的法律迷宫中。

2000人负责进行分类

1978年的《总统档案法》规定，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须将他们所有的电子邮件、信件和其他工作文件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从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里根上任开始，《总统档案法》就将总统官方档案的法律所有权从私人转为公共。该法律还适用于副总统的档案。任期届满之后，涉密文件无论密级高低都必须移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而那些被认定为总统历史资料的则被送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在规定时间后，解密文件可以公开获得，但其他大量文件数十年来一直处于隐秘状态。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的情报和保密工作始于1774年，从那时起，各届政府延续这项工作，并积累了海量的涉密文件。据估计，去年约有9000万份文件进入该系统，相当于每秒钟3份文件。

负责储存这些文件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一位官员称，该系统的规模是无法控制的。访问权限有多个级别，文件分类也有多个层级。

华盛顿约有2000名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将归档文件按照安全级别进行分类。他们据称是最高级别的情报人员和律师，因而有权获取海量信息。他们决定着一份文件是否需要安全许可。涉密文件分为三个等级：从最低的“秘密”到“机密”再到“绝密”。通过这种方式，这些文件可以回到需要它们的官员手中，但前提是具备相应权限。总统和副总统的访问权限几乎不受限制。但和所有其他官员一样，他们要遵守不得将其带回住所的禁令，而这正是唐纳德·特朗普、乔·拜登和迈克·彭斯“忘记”做的事情。

据估计，美国有130万人拥有接触这些秘密的权限。然而，这些官员只能接触到“非军事”情报。发自五角大楼和安全机构的情报受到高度限制，保密级别也更高。

“蓄意”藏匿将受重罚

此外，《反间谍法》禁止美国官员在未经授权和不安全的地方保存涉密文件。显然，这包括卸任公职后将涉密文件搬到私人住所的情况。任何蓄意藏匿或销毁官方文件的人，“将被判处罚款和最高三年的监禁，并被取消担任和当选公职的资格”。但在此之前，司法部门必须确定是否“蓄意”为之，而依据掌握在白宫手中。拜登的特别法律顾问理查德·索伯说，他相信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许的调查将证明，在现任总统的一处住所和一间私人办公室发现的涉密文件“是无意间放错了地方”。彭斯的律师团队也用了同样的理由。

特朗普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注意到文件丢失，特朗普拒绝归还这些文件，而其中不少被归为“绝密”等级。司法部称，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提前藏匿起来并转移出去。因此，特朗普还面临是否妨碍司法的调查。美国法律规定，“通过销毁、伪造或藏匿文件妨碍联邦调查”的最高刑罚为20年监禁。

前高级官员占有涉密文件——拜登一案可追溯至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正在引起人们对华盛顿的分类和保密工作问题的反思。一名议员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们正在研究“技术解决方案”。

参考消息网2月7日报道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报道，两个骗子酝酿了十多年的诈骗阴谋，骗取“飞人”博尔特上千万美元。

据报道，案件调查指向两名男子：杰弗里·科巴姆和休·克罗斯克里。前者是一名牙买加银行家，后者是位股票和证券有限公司（SSL）的创始人。他们是一个诈骗团伙的头目，通过这家企业从40名“客户”那里诈骗超过12亿美元，包括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博尔特的账户余额从1270万美元变为仅剩1.2万美元。这起案件甚至牵涉到了牙买加现任总理安德鲁·霍尔尼斯。

这家股票和证券有限公司位于牙买加金斯敦的一座棕榈树环绕的两层小木屋，科巴姆已经领导SSL公司多年，而克罗斯克里是加勒比金融界的资深人士，他于1973年创立了这家公司。科巴姆和克罗斯克里迄今均未就这一丑闻发声，但这家公司已经开始从其网站上删除他们两人的名字。

到目前为止，唯一站出来发声的是克罗斯克里的儿子马克·克罗斯克里，他于2007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公司的控制权。他声称自己与博尔特被诈骗一案无关，因为他从5年前开始已不再为SSL公司工作。他称自己于2018年3月离职，此后与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该公司任职期间从未发现该公司有任何诈骗活动。因此，有关SSL涉嫌诈骗的问题与我无关，”马克·克罗斯克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牙买加人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现在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本国的股票投资。

在掌舵SSL的近11年中，马克·克罗斯克里主要与高净值客户打交道。2016年2月，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曾动用他在SSL的股票账户资金在该国首都的富人区购买豪宅，当时马克·克罗斯克里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当博尔特还是叱咤田坛的风云人物时，他不会想到自己委托管理其部分财产多年的财务顾问在几年后会背叛他。

2019年4月2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一场商业活动中，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与“摩的”展开速度角逐，并最终胜出。（新华社/法新）

“和所有牙买加人一样，我对SSL公司涉嫌犯下的邪恶欺诈罪行感到震惊，并感到强烈的愤慨和厌恶，此案是当前公众议论和焦虑的根源，”牙买加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奈杰尔·克拉克说。在这个拥有280多万人口的加勒比小国，“闪电”博尔特是一个完美的偶像。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件的消息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编译/田策）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6日刊发题为《我看了美国历史的幕后，这是我的发现》的文章，作者是卡洛斯·洛萨达。全文摘编如下：

一种误解得有多么牢固和普遍才算彻头彻尾的神话？不容置疑的揭穿和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何区别？谁有资格或谁没有资格去颠覆一个神话？

我在阅读《美国神话：历史学家挑战关于过去的最大传奇和谎言》一书时，这些问题频频出现。

这部本月出版的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凯文·克鲁泽和朱利安·泽利泽共同编辑。编者称，它在有关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期公开讨论中是一种“干预”，对破除神话这个类别做出权威而恰当的贡献：“权威”在于文章的质量和文集的广度；“恰当”在于仅在一本书中就体现出了神话这种形式的种种可能和缺陷。当你在短时间内接连对峙这么多神话，支撑这种努力的价值观就变得更加鲜明，尽管神话本身的价值可能变得模糊。我们所有的民族妄想都应予以揭露，但我不确定这些妄想是否都应被消除。有些神话难道就没有某种合理的用处吗？

破除陈腐臆断

《美国神话》的几位撰稿人成功破除有关自己笔下主题的陈腐臆断。埃默里大学的卡罗尔·安德森驳斥了美国选举中存在广泛选民欺诈现象的顽固说法，而且展示了声称捍卫选举公正性的政客和活动人士如何常常试图把某些选民排除在民主程序之外。西北大学的丹尼尔·伊默瓦尔驳斥了美国历来缺乏帝国野心的观点。他提出，从领土、部落民族和海外基地等方面来看，美国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帝国，正如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这部文集就在国家政治话语中使用历史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修正主义历史”一词不应成为一种诋毁。克鲁泽和泽利泽写道：“所有好的历史作品从核心上说都是‘修正主义’的，因为它利用档案或历史学家的新发现来提升、完善——没错，还有修正——我们对过去的理解。”然而，这种修正主义的冲动有时会让这种神话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感觉是强行为之，成为作者讨论感兴趣话题的借口。

克鲁泽在有关南方战略历史的章节中承认，“直到最近，才有保守派的支持者质疑这段得到公认的历史”。“南方战略”指的是，随着民主党越来越积极地支持民权，共和党蓄意拉拢南方白人支持自己。这种单独挑出保守派的做法并非偶然。克鲁泽和泽利泽在引言中提出，右翼媒体平台的壮大和共和党越来越不“相信真相”催生了神话制造的热潮。他们写道：“因此，努力重塑有关美国历史的叙事成为整个保守派运动的主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

易被时代裹挟

该书编者指出，存在一些超越党派或意识形态的两党神话，但《美国神话》一书涵盖的神话绝大多数都源自或存在于右翼。在这部20章、300多页、跨越数百年美国历史和公共话语的分析报告中，这种强调引人注目。美国的左翼激进分子和政客难道从来没有构建和传播证实自我的美国故事吗？如果这种自由主义的无辜真实存在，那让我们多了解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它可能也需要被揭穿。

两党政客通常都支持的一个两党神话是美国的初始神话：美国例外论。普林斯顿大学的另一位历史学家戴维·贝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章节中有时对这个词不以为然。他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大多数国家都可以视为例外。”贝尔提出，如今，这个词通常用作国家文化战争中的“大棒”，被纽特·金里奇这些政客推而广之：金里奇一直称赞美国是“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文明”，并且抨击任何不信奉这个概念的人。

《美国神话》的其他撰稿人更愿意留意过去的第一印象。泽利泽的章节最大限度地贬低里根总统任期的变革性影响，哀叹“‘里根革命’重塑美国政治这种提法如何一直占据国家话语的中心”，尽管它“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话题”。泽利泽回顾了1989年里根卸任几个月后出版的一部历史学家文集。该文集提出，里根1980年的胜利是“新政时代的终结”。泽利泽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同行做出评判。他写道：“就连一批历史学家也被那个时刻裹挟了。”

在这个问题上，接近一个较早的历史时代让观察者容易产生短暂的激情而非卓越的洞察。如果是这样，或许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后不久发表的美国神话文集也有可能被自己所处的时刻所裹挟。

蓄意制造“神话”

泽利泽写道，“革命的里根时代”这种概念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出自明确的政治战略”，这种战略旨在夸大保守派的力量和自由主义的弱点。这是《美国神话》又一个反复得出的结论——我们的许多国家神话不是善意误解的产物，也不是随时间推移而根深蒂固的天然分歧的观点，而是蓄意编造的神话。“自由企业与更广泛的美国自由密不可分、投票舞弊无处不在和女权运动反对家庭”这些观念——在这部论述文集中，它们都是右翼出于邪恶目的散播或夸大的神话。

但贝尔在他有关美国例外论的文章中顺带提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美国神话》的想法，这种想法使这本书有别于一般的神话破除作品。在叙述完美国的例外性如何一直用来为美国在国内外的侵略行为作辩解之后，贝尔提出，例外论“也凸显美国人认为自己具备的最佳品质和道德职责，给他们提供一个努力践行的标准”。

贝尔并非暗示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今天发挥着后一种作用；相反，这个词的政治化使它变得空洞而毫无意义。他写道：“仅仅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的，对于激励美国人真正做到卓越几乎无济于事。”尽管如此，贝尔还是在这里打开一扇门，哪怕只是露出一道门缝。民族神话有时不只是为了卑劣的党派目的而散布的阴谋论和自私的谎言，它们也可以给人以鼓舞。

《美国神话》的作者和编辑们不遗余力地诋毁谎言，揭露失望，他们也应该这样做。把神话作为理想来重新定义，这可以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却不仅是他们的任务。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18日刊发题为《弗朗西斯·福山隐秘的后现代激进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北马其顿富布赖特学者布莱克·史密斯。全文摘编如下：

在出版的最新著作《自由主义及其招致的不满》中，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优点”必须得到“清晰的阐述与赞美”。这样的要求令人感到好奇。30多年来，福山一直是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一再以各种各样的文字阐明这样一点，即自由民主是现有的最佳治理形式。

美政客不信任“民主进程”

福山在这本书中让自己以倡导者而不是学者或哲学家的形象示人。在他看来，通过为某种政治体制唱赞歌来影响舆论不仅是合理、可以公开承认的目标，也是他因为其他政治思想家和活动人士抛弃这一目标而对他们提出批评的地方。

他责怪美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都越来越不信任“民主进程”，也就是说，通过话语来影响舆论。双方似乎都没有能力或兴趣去尝试达成拥有“广泛社会共识”的议程版本，从而利用传统民主手段——针对普通民众需求并得到政治行动证明的有感染力的言辞——来迎合大多数同胞的物质利益和价值观。

这似乎让福山不仅感到遗憾，而且可怕地回想起导致苏联解体的政治僵局。他在1989年的文章《答复我的批评者》中提出，苏联在当时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正在见证社会秩序的全面崩塌和精英“道德权威”的丧失，这首先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失去信心。如果认为福山说这番话是在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对手的倒台幸灾乐祸，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他当时而且如今依然在担心的是，如果精英和普通民众失去对历史朝着胜利方向迈进所抱有的希望，而且如果知识分子不去承担证明这种希望正确的使命，那么美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

“现代思想僵局”难突破

正如服从性和优越性取得的平衡所表明的，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民主的阶段，现代思想却陷入僵局，无法对最顺应人们内心深处欲望的治理形式形成理性的辩护。

福山的结论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预见的这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被他们在当代的任何一个后人所突破。自由民主虽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却没有哪个有学识的捍卫者能够让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与诋毁者相信，的确存在一种可以作为不同政治体制之间比较基础的超越历史的人性。福山认为，支持者所能采取的最佳行动就是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事情会继续一如既往地呈现”，朝着有利于自由民主稳定的方向发展。

换句话说，关于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信念，是反复灌输给无法克服“现代思想僵局”、无法理解人性中的普遍性与政治维度的人的。它不是真的如此，而是出于非理性原因抱持的一种信念，引导抱持这种信念的人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既然自由民主不能基于人们对人性的理解，那么它就必须基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建立在一套足够真实、看上去可信的信念基础上，那就是历史会像人们一直以来所经历的那样以进步的方式逐渐展开。

令人不安的是，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体制要取决于美国右翼和左翼都在抛弃的福山口中的“民主进程”，或者换句话说，依靠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呼吁国家认同收效甚微

福山与新保守主义运动决裂，而此前他被认为属于这一阵营。他还开始了政治上的蜕变，这似乎让他无法触及对他的具体建议和广泛世界观持认同态度的决策者。

他提醒说，美国的政治已经变得如此势不两立、如此反民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人越来越无法通过共同的国家身份来确保人类对“尊严”的基本需求。

福山要求右翼和左翼的文化斗士都要保持适度，并呼吁形成一种爱国伦理，承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是私人生活及公共生活领域的宽容度、多元化及舒适度的必要前提。这些呼吁一直收效甚微，就像他此前就伊拉克战争发出的警告。

福山认为，美国公民需要将本国政治体制视为承载着要生存下去这一历史目标的载体，而美国领导人反过来必须通过自己的言论和政策让公民有充分的理由去树立这样的信心。但是，要让自由民主长久存在下去，人们还需要另一种信心，要相信言论创造的可能。

也就是说，人们对自由民主的信心仰仗对民主言论抱有的更基本的信心，这种讲话模式正是福山哀叹当今美国政坛奇缺的东西。他感到遗憾的是，政客们放弃了这样的做法，转而迎合激进的民意基础，而不是去达成可能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共识”。然而，福山自己的言论现在似乎没有特定的听众。自由民主陷入的困境被理解为越来越不信任政治言论所创造的可能，不管新闻标题说得多么让人欣慰，这种困境都是极其糟糕的，而福山在这个问题上尽管貌似乐观，却还是告诫说，可能要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人们对历史的信心，进而还有对他们的治理形式的信心。